文/陳慕雅

石一楓的《逍遙仙兒》圍繞三個家庭的育兒征途、勾連出一幅當下北京眾生相，呈現出各家的歡喜哀愁、更揭露了個體在繁復的都市生活中進行自我確證的惶惑。故事發生在北京北五環外一片集中了商圈、“牛小”、天價學區房的“新貴之地”，也正因其“新”，方才匯聚了形形色色、身份各異的眾人；劇變后的聚集讓人群之間的區隔愈發彰顯，人們身處其中，總是不斷在他人的映照下思索自己究竟是誰、又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屬于人群或背離人群。而在經歷了自我體認、自我確證的掙扎之后，人們發覺了返璞歸真的溫情可能，這或許也不失為一種在繁復人間活成“逍遙仙兒”的理想狀態。

回到故事的開頭，一群即將“瓜熟蒂落”的中產準媽媽正集體接受高雅音樂的胎教熏陶。此時她們肚里的孩子本應像二手玫瑰歌曲中所唱的“天上逍遙的仙兒”，卻在尚未“落入人中”之時就被裹挾進人間的“內卷”；而等“逍遙的仙兒”剛一誕生，就又得馬不停蹄地親自參與進“雞娃”浪潮里。這篇小說就從這個看似荒誕、卻又在當下的生活經驗中顯得無比合理的胎教場景開始，在此后的篇章中持續呈現著對孩子的極致培養。身為影視界人士的莊博益夫婦和分別擔任編輯部副主任、互聯網創業人的蘇雅紋夫婦，無疑就是在這樣的育兒焦慮中敦促著莊芽芽和斯坦利走上“賽道”，一步也不敢落后；與之截然不同的是“野蠻生長”的王大蓮一家，他們是因城市擴張、驟然吃到拆遷紅利的暴發戶家庭，王大蓮不多時日就從買游泳館單次體驗課的保潔員變成了按“扇”論樓的富婆，她的孩子則戲劇性地與一路領跑的斯坦利們成了同窗。

人生的“大起”將王大蓮與莊博益、蘇雅紋等人置于一處，她希望在新的人生區位中被他人接納、尊重，更對孩子脫離原生階層、躍入知識者序列抱有樸素而熱烈的憧憬。小說主要的一條故事線就圍繞著以這三個家庭為核心的課外補習班的興衰與轉移、圍繞一場場家校危機的化解而展開。由王大蓮又串聯起小說的另一條線，那便是王大蓮父親、吃播網紅“道爺”和導演莊博益合作拍攝紀錄片的故事。由此，一片各式人物濟濟一堂的世情江湖誕生了，新生活、新圈子對于眾人而言——尤其是王大蓮、“道爺”等人——意味著嶄新的生命體驗，小說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之下，展開追問：“我是誰？我和他人在何種意義上站在一起、又在何種意義上不同？”而這也是石一楓書寫這篇小說的現實源泉的投射——

“北京北部那塊地方，這些年的變化使得窮人乍富，又把富人榨窮，使得很多人臨淵羨魚，也使得很多人緣木求魚，社會經濟的巨變伴隨著文化認知方面的錯位，這種獨特而普遍的大環境，很適合討論我所感興趣的話題”；“北京海淀區北部那么一塊特殊的地方，將我的胡思亂想與切實觀察合流在了一起。高知人群涌入帶來的經濟增長，拆遷與房價高企帶來的財富爆炸，本地人與外地人的雜居，中產階層確實存在或被制造的焦慮感，互聯網改變生活的利與弊……這些問題最后又都可以歸結為人的自我認同問題�！�

用小說中的話來講，那便是——

“在我們這個時代，最難的事情莫過于改變命運，但對有的人來說，命運改變的速度卻連他們自己都始料未及�！�

錯位與惶惑構成了世情江湖中的暗流，多重意義上的人群區隔繼而錯綜復雜地影響著人們的自我體認。無論是王大蓮口中的“我們”與“他們”、“道爺”口中的北京人與外地人、蘇雅紋口中的“他們”與莊博益覺察出的“她們”，還是盤踞在不同邏輯層、社會面、年齡段、利益群體間的區隔，都愈發讓身處其中的人們感到環境的復雜。

小說中第一道區隔落在知識精英與知識底層之間。而這兩者卻又很難用傳統邏輯下的精英、底層之別來界定，當價值標準變得多元，便很難在前者的知識財富與后者后發擁有的經濟財富之間進行多寡衡量。小說讓蘇雅紋代表了典型的知識精英，王大蓮一家則代表了曾經的都市邊緣、知識底層。在她們之間，眾人仿佛進行了一場天然的、毫不猶疑的“站隊”——莊博益那身為影視制片人的妻子小張口中所言“我們”剝離了王大蓮，王大蓮也用“你們”主動剝離了自己；小張、蘇雅紋等媽媽們以一種心照不宣的默契拒斥著王大蓮這個他者，小說至此似乎僅在呈現一種變遷下的戲劇人生，以及由此帶來的人群區隔事實。然而小說并不止步于此，作者并未將王大蓮和“道爺”扁平化為一般暴發戶的形象，而是進一步渲染了他們在驟然改變命運后的焦慮、尊嚴危機——

“不就是花錢嘛，只要有價簽就好辦，皆為囊中之物。然而烈火烹油，花出的錢還真像糖水一般，再一咂吧也沒什么味兒。無獨有偶，王大蓮和“道爺”的眼神都黯淡了下去，那是狂歡之后的落寞，是飽食終日的凄涼，卻比實實在在的窮困更加噬心蝕骨�！�

當物質生活得到了極大滿足后，王大蓮和“道爺”便進一步探求自我價值，盡管他們本人未必是出于豐饒精神生活這般目的。王大蓮選擇的策略是讓孩子脫離“我們”、成為“他們”，“道爺”則借吃播事業充分彰顯自己脫離土地后的閑不住，他們都努力以各自的方式在新的格局中找到自我歸屬地。然而等王大蓮真正進入了曾經艷羨的“他們”的圈子、等“道爺”的現代化吃播事業漸入佳境時，仿佛他們又遭遇了“強者的危機”——王大蓮被與“文明”“教養”伴生的副產品“作繭自縛”糾纏著，“道爺”在資本介入節目制作后經歷聲譽危機。小說若止步于此，仿佛仍然是在對曾經的都市邊緣人的戲劇人生報以悲憫、關懷；于是，小說在后文就又借“六子”教育堵校門的家長、王大蓮解決斯坦利上課難題的情節，讓“他們”為“我們”上了一課，說明“我們”信奉的文明與教養未必行之有效，王大蓮和“六子”等“他們”的處事方式更有智慧與分寸——此時，教育與被教育的身份調轉了。石一楓就以這種調侃的、戲劇化的、又帶有些“爽感”的方式，說明了一個事實：高知分子永遠不要懷有無來由的優越感，畢竟那些所謂的“他們”在某些方面遠勝“我們”、還可能在某個時刻給“我們”上一課。

小說中的第二重區隔落于北京人與外地人、或言老北京人與新北京人之間。這既是一種地域區隔，更是一種隨著時間洗牌、北京這片土地先后被原住民和后來居上者占據的表征。此處代表充滿干勁、不甘落后的新北京人形象的依然是蘇雅紋，她隨時妝容不亂、優雅自如，在家長群傾情暢談平衡好事業與家庭的經驗，經典款“巴寶莉”風衣永遠熨燙平整、恰配她的身份又不過分張揚；然而這件妥帖的風衣卻隨著時間的推移露出“磨舊的毛邊”、直至“發黃發皺”，丈夫的事業危機、斯坦利的躁郁癥風波帶給她的狼狽也在一場火災中徹底浮現，莊博益這才第一次見到蘇雅紋的妝容亂了——但畢竟是“千塌萬塌臺面不塌”的蘇雅紋，即使站在火災后的廢墟里，她身上的風衣也依然亮眼。小說正是借這些細致入微的碎片，拼湊出一個骨子里不肯低頭、不愿認輸、只接受自己主動選擇的蘇雅紋。新北京人意氣風發、堅韌不屈，老北京的風采則盡數現在“道爺”這個地道食客的身上。在老北京“道爺”初登場的那一篇章，就交代了本地人與外地人明里暗里的互視不爽——

“‘道爺’做了個拿彈弓崩人家玻璃的架勢：‘甭理這幫外地人�！�

我也有點兒高了，嘿嘿兩聲，卻見蘇雅紋的臉僵了一僵�！�

“道爺”灑脫又活泛，遇事直抒胸臆，只是這一舉動落在蘇雅紋這個外地高知的眼里就帶有了些冒犯意味。自然，小說在大寫特寫老北京的“地道”之時，并非意在加深關于他們的刻板印象，反倒為“道爺”注入了一絲末路英雄的豪邁氣勢——

“我挑唆道爺：‘他們看不起咱們，您不得出來說道兩句？’

再度事關‘他們’和‘咱們’之爭，‘道爺’挑眉毛瞪眼，‘誰？他們丫敢——’而這時的‘他們’和‘咱們’，卻又變成北京的原住民和外來者了。反正‘道爺’平時還一嘴一個‘外地人’呢，反正‘道爺’積攢下的那團邪火還一直都沒處發泄呢，那么好，殺殺‘他們’的銳氣，順道為北京正名�！�

莊博益正是因為挑起了“道爺”為北京本土美食發聲正名的斗志、才推動了他的吃播事業更上一層樓。此時的“道爺”如同一個千軍萬馬前橫刀獨立的戰士，以一己之力握住行將逝去的舊日北京。于是在這個意義上，新老北京的區隔雖然客觀存在，卻也被作者有意識地去除了高貴與卑微之別，他們都是在這片土地上認真生活的鮮活個體。

當老北京人的空間意味進一步引申為時間意味，便可發覺小說中設置的第三重區隔——前現代與現代；或者可以更準確地定義為傳統仗義邏輯與現代公法邏輯間的區隔。這重區隔雖非濃墨重彩，卻也為“道爺”、“六子”等人增添了一抹傳奇性。當王大蓮身陷地下補習班風波之時，“六子”、“道爺”先后前往派出所試圖“頂罪”，這義薄云天的一幕讓在場的人無不錯愕，也讓片警忍俊不禁，張口便是“這位爺……哦不，老同志”，接著只得無奈地向他們講道理：“我們的宗旨是誰的行為誰負責，并不是隨便拉個人就完事兒了”。這場鬧劇離奇歸離奇，卻也昭示了這座城市的多元性——“道爺”之流秉持著前現代邏輯在現代化的北京城里“橫沖直撞”，卻也并未“頭破血流”，這片鋼筋叢林竟意外地流露出點滴溫情。

將視線轉回到家長們的江湖。小說中設置的第四重區隔在于“他們”與“她們”之間，這組區隔關系主要體現在蘇雅紋對王大蓮的“啟蒙”上。作為一個“有態度、有風格、有腔調”的媽媽，蘇雅紋在家長群里建設性地引領了改名潮、呼喚“優質女性的自我回歸”；在王大蓮與父親“道爺”為半扇樓的所有權與使用權置氣時，蘇雅紋又“啟蒙”王大蓮脫離父權壓制，在蘇雅紋口中，“他們”是爸爸、丈夫、所有男人，“我們”則是統一戰線的女性同盟。小說顯然無意將王大蓮書寫成出走的娜拉、也并不意圖細細談論性別議題，反倒是凸顯了蘇雅紋這個所謂“啟蒙者”在整個事態平息中的“添亂”、“阻撓”，呈現蘇雅紋的書卷氣、以及王大蓮身處其中的不得已。

地下補習班風波是小說重重矛盾的爆發口，也牽出了小說設置的另兩重人群區隔。第五重區隔落于民間與官方之間�！半p減”政策自是官方之舉，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地下補習班則代表著民間聲音。整個地下補習班的運轉、直至被查都充滿了荒謬感，老師與家長偷偷摸摸、孩子在暗中悄悄轉移、掃課外補習班有如掃黃之氣勢；然而查處補習班老片警實際上也關心著外孫女的“雞娃”事業，昭示著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是全體家長共同享有的樸素愿望，是那些構成復雜的“他們”絕無可能以外力力扭轉的。小說設置的第六重區隔在地下補習班風波慢慢化解的過程中浮現而出，落于多數與少數之間。老片警查處地下補習班時指出莊博益們站在了群眾的對立面，然而當王大蓮無從被追責時，莊博益這一補習班參與者卻作為群眾的代表補充口供、幫助完成案件的程序正義。小說此處的確意在表現雙減初期、政策不明確造成的行事困難，但緣何群眾中的多數就代表了清白、而群眾中的少數就代表了有罪？其中自有迫于現實的無奈，但落在王大蓮那里，卻也構成了一種混沌的、難以界定的自我認知。

小說書寫的第七重區隔落在大人與孩子之間。當天資聰穎、被給予厚望、卻也過早活成了“小大人”的斯坦利被確診躁郁癥后，家長們聯名寫信希望他離開班級，而莊芽芽、“大”和“二”等小豆包們卻對他進行著仗義保護。在孩子們的眼中不存在所謂的異端，他們愿意相信自己平日所見所感；而大人們則有諸多顧慮，并對一切證據懷揣猶疑。兩種邏輯的碰撞凸顯出孩童世界的澄澈，也顯現出孩童成長中的自主見解、自我意識是何等容易被成人忽略。孩子的被誤讀、被裹挾、被催促、被填塞，在某種意義上指向了一種被推向極致的現代病癥；而理解孩子、反思當下的教育問題，便是及時止損、在一定程度上同樣具備“救救孩子”的偉大意義。因此，這篇小說所書寫的兒童成長可謂喜憂參半、最終召喚出了溫情的結局。

在此七重區隔之上，有一人游走于其中，哪邊都不靠著、又哪邊都不背離，卻也恰恰成了能夠溝通各方、關鍵時刻站出來“扛事兒”的人——那就是莊博益。在石一楓極具魅力的飛揚筆觸下，莊博益透露出亦莊亦諧的“蔫兒壞”，他自認流氓、自認猥瑣、卻又不失正義凜然，種種氣質的融合有如在嚴肅文學的開篇引述二手玫瑰的歌詞般迸發出奇妙的化學反應。莊博益既不精英又不庶民、既不正經又不邪惡、既不認死理又不隨大流；他可以在文化圈販賣“二重客體的多維呈現”、也可以和“道爺”“坐而論地道”，他從未衷心臣服于自己“浸淫”著的那套話語邏輯，反而對其報以戲謔、嘲諷、調侃、消解；他能幫王大蓮辨析“你我”、也能在談論蘇雅紋時插科打諢“波伏娃的《第二性》”，連心事重重的斯坦利都敢于在這位叔叔面前吐露心聲——正是這樣一個不站隊、不拘泥的人，最大限度地獲得了最多人的信任，彌合了繁雜都市中的重重區隔，實現了世情百態和諧共生的可能，更實現了個體自洽于其中的可能。

小說最后給曾經痛苦于自我確認的眾人都安排了一場逃離、同時也是一場回歸——蘇雅紋一家離開北京回到家鄉；道爺離開冰冷都市、在城市外圍找回田園之樂；王大蓮能當富婆、也能做回農婦，并且在經歷一場都市教化后在其他村婦面前游刃有余地當起了“蘇雅紋”；莊博益也希望孩子的生活能從充實變為平淡。在結尾處的華北平原上，不管是大人還是孩子，都像那只逃離更衣柜、逃離商場、乃至逃離北京的充氣小黃鴨一樣，活成了“人間逍遙的仙兒”。而這或許也是小說題名《逍遙仙兒》的一種溫情可能——返璞歸真、做自己才是“逍遙仙兒”。